死者和哭丧者的身份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为一个死掉的地主哭丧是政治不正确的,而为毛主席哭丧则是强制性的。家境最为贫寒的农民会被期待流出最多的眼泪,这并非因为他们是最优秀的哭丧者,而是因为他们过去遭受的苦难为他们提供了最深的真实之泉。换句话说,他们为毛主席之死而感到悲哀的这一情绪的实质,取决于他们是谁,而不是他们如何表现这种情绪。因此,为了“再现”自己的感觉,一个人就必须拷问内在的自我及其政治上的正当性。本善媳妇并没有感觉到有必要把她的生命与自己哭丧者的身份绑定在一起,而长科则努力地磨练自己把内在的自我与公共的身份合二为一的特技。在他的公开发言中,长科胡乱篡改了他的记忆,开始怀念他从未经历的过去的苦难以及他从未怀有的英雄思想。政教秩序划定了公共话语的边界,并为一切来自于个人的证词提供了叙事的 法。长科努力把自己植入到这种政教秩序内部: 每天深夜,他还在油灯下坚持学习领袖著作,眼晴都差点读瞎了………说到这里,他总是两手冰凉,喉咙哽塞……自从那次国葬以后,他不知为什么比本善家的媳妇还容易抛眼泪,一提起领袖,或者一听到国歌什么的,他就情不自禁地鼻子酸,完全没法管住自 已的鼻子,没法平息胸中奔涌澎湃的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