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科学的成长并不必然是直线积累的,相反地,它大体上是循着传统与突破的方式在进行着。喜欢讲辩证法的人也许不妨称之为“从量变到质变”。所谓“传统”是指一门科学的研究工作,在常态情形下,具有共同遵守的基本假定、价值系统,以及解决问题的程序。而所谓“突破”,则指着一种科学传统积之既久,内部发生困难,尤其是对于新的事实无法作适当的处理。当这种困难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时,这一门科学的传统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基本性的变化,换言之,即“科学革命”。科学革命一方面突破了旧传统,另一方面又导向新传统的建立,使研究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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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学习他的本门学科的过程,通常并不是从研究抽象的理论和规则入手。相反地,他总是以当时最高的具体的科学成就为楷模而逐渐学习得来的。这种具体的科学成就在今天是以教科书的方式出现的;在以往则见之于科学史上所谓经典的作品,……“典范”不但指示科学家以解决疑难的具体方式,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提供科学家以选择问题的标准。从科学史上看,可以说一切科学研究的传统都是由于“典范”的出现而形成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既经形成之后,大多数科学家都在一特定的“典范”的笼罩之下从事“解决难题”(puzzle-solving)的常态工作。他们的志趣决不在基本性的新发现,并且对于叛离“典范”的异端往往采取一种抗拒的态度。换句话说,库恩的“典范”颇近乎怀特海(A.N. Whitehead)所说的“基本假定”( fundamental assumptions)或柯
林伍德(R.G. Collingwood)所说的“绝对前提
”( absolute presuppositions)。它们都是在某一个时代中被视为天经地义,而无从置疑的。而且离开了这些“假定”或“前提”,当时的人甚至不知道如何去进行思考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