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割据不仅在现实中而且也在象征层面上困扰着政权。爱德华·麦考德( Edward Mccord1996)讨论了20世纪早期的反对军阀割据的政治,并认为1919年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五四运动,对于凝聚起打倒军阀的大众情感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这一时期,“军阀”一词与新形式的暴力和帝国主义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消极联系(林蔚[ Waldron]1991)。到了南京十年之际,国民党政权试图利用反军阀的社会情绪作为资本,却发现这一策略实行起来充满着政治上的困难。一方面,通过控诉军阀割据导致了中国的内部分裂,合法化了政府强化中央集权的行为。通过将残余的军阀指认为导致中国国力持续衰微的罪魁祸首,南京政权可以为自己未能增强国力而开脱罪责。然而另一方面,构陷军阀也会带来象征层面上的反作用,妖魔化的军阀会成为无能的中央政权无法统一国家的辛辣讽刺。更重要的是,当把国家的分裂归咎于残余的军阀时,蒋介石就得与他作为军阀的过去划清界线,并认定他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接过孙中山的旗帜继续统治。

为了摆脱这个有可能使中国在位领袖成为“军阀”的尴尬局面,打倒军阀的这一社会运动的目标转向了实际处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的北方军阀这一特定群体(林蔚[ Waldron]l91,第1096页)。在30年代后半期,日本意图使中国本土的华北五省独立出去的野心越来越明显。为了达到目的,日本咄咄逼人地向下野军阀和一些地方政治人物寻求帮助。于是,很快就有谣言说通敌亲日的政客和前北洋军阀们正策划着与日本合作意图复辟。正是在民国时期的大背景下,出现了孙传芳传奇式的出场和殒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