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跑步时很适合背诵演讲稿之类。一边几乎无意识地迈步,一边在大脑中依序排列词语,检验文章的节奏,设想词句的韵律。就这样一面将意识放置于别处,一面放脚奔跑,便能毫不费力地以自然的速度跑很久很久。只不过在脑子里自说自话,有时一不留神做出表情、摆出姿势来,从对面跑过来的人便一脸莫名其妙。

写小说本是不健康的行为,身为作家就应该远离功德世俗,过着不健全的生活方能与俗世诀别,更趋近某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纯粹的东西一这样一种类似约定俗成的认识,根深蒂固地存于世间。似乎经年累月才逐步创造出了这种“艺术家=不健康者、颓废者”的公式。在电影和电视剧里,常常有这种千人一面的(往好里说是神话式的)作家登场。
写小说是不健康的营生这一主张,我基本表示赞同。当我们打算写小说,打算用文字去展现一个故事时,藏身于人性中的毒素一般的东西便不容分说地渗出来,浮现于表面。作家或多或少都要与这毒素正面交锋,分明知道危险,却仍得手法巧妙地处理。倘若没有这毒素介于其中,就不能真正实践创造行为。我为下面这个比喻的奇特预先表示歉意:这或许同河豚身上有毒的部位最鲜美甚是相似。任怎么想,写作恐怕都不能说是“健康的营生”。

我觉得跑步时很适合背诵演讲稿之类。一边几乎无意识地迈步,一边在大脑中依序排列词语,检验文章的节奏,设想词句的韵律。就这样一面将意识放置于别处,一面放脚奔跑,便能毫不费力地以自然的速度跑很久很久。只不过在脑子里自说自话,有时一不留神做出表情、摆出姿势来,从对面跑过来的人便一脸莫名其妙。
今天跑步时,我看见一只硕大滚圆的黑额黑雁,死在了查尔斯河的水边。还有一只松鼠,死在了树根下。仿佛是深深地睡去了一般,它们死了。从表情看去,它们只是静静地接受了生命的终焉,甚至可以说像是从什么中解放出来了。此外,在河边的赛艇库房近旁,一个身穿肮脏衣服的流浪汉推着一辆购物用的手推车,正在放声高唱《美丽的美国》。这究竟是坦率的发自内心的歌声呢,还是一种深深的挖苦?作为一介过客,我未能分辨明白。
总而言之,日历翻到了十月。转眼间,一个月便过去了。严酷的季节已逼近眼前。

十月六日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朗读会,我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言,所以今天一面练习演讲(当然不发出声来),一面跑步。这种时候当然不听音乐,而是在脑子里嘀嘀咕咕地说英语。
在日本的时候,几乎没有机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说话,也从来不进行演讲之类的活动。然而我已经用英语作过好几次演讲,如果有机会,恐怕还会进行下去。说来颇有些奇妙,在公众面前发言,同运用日语讲话相比,使用仍然不尽如人意的英语发言却更为轻松。这大概是因为假如用日语作一场完整的发言,我会被这样一种感觉袭扰:自己仿佛被词语的大海吞噬,其中有无限的选择、无限的可能。我作为一个写文章的人,和日语的关系太密切了,用日语对人们讲话时,便会在那富饶的词语大海中张皇失措,沮丧不已。
就日语来说,我情愿坚守独自伏案写作的营生。在文字的主场上竞技,我尚能较为自在有效地捕捉词语和文脉,赋予它们轮廓,因为这毕竟是我的职业。理应以这种方式去把握的东西,倘若换作在万目睽睽之下高声诉说,我便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有一种重要的东西从中零落而去。我恐怕无法认可这样一种剥离。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想让自己的脸庞成为公众之物。我不喜欢走在路上时有素不相识者向我打招呼。这才是我不愿在众人前露脸的最大缘故。
然而用外语去组构发言稿,语言赋予我的选择范围必然是有限的。我喜欢阅读英文书籍,却极不擅长英语会话,恰恰如此,我反而能安闲自适地登台,心想,反正是外国话,有什么办法?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发现。准备起来自然很费时间。必须将长达三四十分钟的英语讲稿一字不漏地装进脑子里,然后去登坛演讲。逐行逐字地照本宣科,无法将生动的情感传达给听众,得挑选易于听懂的词语,为了让听众身心轻松,还得加入一些笑料。要把我的人品与为人巧妙地传达给对方;要让听众全神贯注地倾听我的发言,哪怕只是一时,也得让他们成为我的朋友。为此,我反反复复地练习演讲方法。诚然费时耗力,却会在其中发现某种感触,觉得自己在向新的东西挑战。

诸位千万不要误会,我并非主张这种做法是作家唯一的正途。正如文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流派,作家里面也有形形色色的作家。每一个作家都拥有不同于他人的世界观。他们选取的题材各不相同,锁定的目标也彼此相异。对小说家而言,唯一的正途云云其实不存在。我认为强化“基础体力”,乃是完成更为宏伟的创作不可或缺的准备,并坚信这是值得一做的事情,至少比不做好得多。而且(尽管这一见解平庸之极)正像人们常常说的那样,但凡值得一做的事情,自有值得去做甚至做过头的价值。
如果想处理不健康的东西,人们就必须尽量健康。这就是我的命题。甚至可以说,连不健全的灵魂也需要健全的肉体。此说有些自相矛盾,却是我成为职业小说家以来的深切感受。健康与不健康的东西绝非冰火两极,亦非针锋相向。它们相互补充,某些情况下自然地包含于彼此之中。盼望健康的人往往仅仅思考健康的事情,不健康的人则单思考不健康的东西,这样一种偏颇,不会使人生产出真正的价值。
年轻时写出优美而有力度的杰作的作家,迎来了某个年龄,有些人会急遽地呈现出浓烈的疲惫之色,可以用“文学憔悴”一词来形容。写出的东西也许依旧很美,那种憔悴或许也自有韵味,然而创作能量日渐衰减却是一目了然。据我推测,这恐怕是他或她的体力已然无法战胜毒素了。此前,肉体的活力自然地凌驾于毒素之上,但过了巅峰期,便逐渐丧失了免疫功能,难像从前那般进行主动的创造了。想象力与支撑它的体力之间的平衡业已土崩瓦解,此后便只能运用旧有的技巧和手法,利用类似余热的东西,将作品的轮廓打磨齐整而已。即便委婉地说,这也绝非欣悦的人生旅程。有些人甚至在这个关头自绝性命。还有一些人干脆爽快地放弃创作,踏入殊途。
如果可能,我很想避开这种“憔悴方式”。我心目中的文学是更为自发、更为向心的东西。自然积极的活力必不可缺。在我而言,写小说就是向险峻的高山挑战,是攀登悬崖峭壁、经过漫长而激烈的搏斗之后,终于踏上顶峰的营生一一—或是战胜自己,或是败给自己,二者必居其一。我始终牢记这种意象,来从事长篇小说的写作。
人总有一日会走下坡路。不管愿意与否,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肉体总会消亡。一旦肉体消亡,精神也将日暮途穷。此事我心知肚明,却想把那个岔口(即我的活力被毒素击败与凌驾的岔口)向后推迟,哪怕只是一丁半点。这就是身为小说家的我设定的目标。眼下我暂时没有“憔悴”的闲暇工夫。所以,即使人家说我“那样的不是艺术家”,我还是要坚持跑步。

对小说写作的进一步考察,是边跑步边进行的。
“像村上君那样,每天过着健康的生活,难道不会有朝一日写不出小说来吗?”不时有人说这种话。在外国,人家倒不太这么说我,在日本持这种意见的人似乎为数颇多。写小说本是不健康的行为,身为作家就应该远离功德世俗,过着不健全的生活方能与俗世诀别,更趋近某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纯粹的东西——这样一种类似约定俗成的认识,根深蒂固地存于世间。似乎经年累月才逐步创造出了这种“艺术家=不健康者、颓废者”的公式。在电影和电视剧里,常常有这种千人一面的(往好里说是神话式的)作家登场。
写小说是不健康的营生这一主张,我基本表示赞同。当我们打算写小说,打算用文字去展现一个故事时,藏身于人性中的毒素一般的东西便不容分说地渗出来,浮现于表面。作家或多或少都要与这毒素正面交锋,分明知道危险,却仍得手法巧妙地处理。倘若没有这毒素介于其中,就不能真正实践创造行为。我为下面这个比喻的奇特预先表示歉意:这或许同河豚身上有毒的部位最鲜美甚是相似。任怎么想,写作恐怕都不能说是“健康的营生”。
所谓艺术行为,从最初的缘起就含有不健康的、反社会的要素。我主动承认这一点。唯其如此,作家(艺术家)中才会有不少人从实际生活的层面开始颓废,抑或缠裹着反社会的外衣。这完全可以理解。这样一种姿态,我决不会予以否定。
然而我以为,如果希望将写小说作为一种职业持之以恒,我们必须打造出一个能与这种危险(某些时候还是致命)的毒素对抗的免疫体系。这样才能正确而高效地对抗毒性较强的毒素,换言之,才能建构更为强大的故事。打造这种自我免疫体系并长期维持下去,必须拥有超乎寻常的能量,还得想方设法谋取这种能量。但除却我们的基础体力以外,何处能获取这种能量?

早晨,在沿河的跑道上,大致在相同的时间,我会遇到一些人。一位矮小的印度妇人在散步,年纪大约六十多岁,雍容典雅,穿戴整洁。奇怪的是(或许丝毫也不怪)她每天的穿着都不相同,有时身缠潇洒的纱丽,有时则穿着印有大学名称的大号运动衫。如果我的记忆无误,我一次也没有看见她身穿同一件衣服。检验她今天穿什么衣服,也成了我每天清晨跑步时的小小乐趣。
还有右脚上装着一个又大又黑的助步器、步伐迅速地散步的中年男子。那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白人,也许刚刚受了一次重伤。然而那助步器仅仅是我看见的,就装了整整四个月。他的右脚究竟出了什么事?走路似乎已毫无问题,此人以相当快的速度走着,头戴着大号耳机听音乐,默默地以决然的速度走在沿河的路上。
昨天,我听着滚石乐队的《乞丐盛宴》跑步。《同情恶魔》中的那种依旧古朴野性的“嗬嗬”伴唱,对跑步实在合适至极。而前一天,则听着埃里克·克莱普顿的《卑鄙》跑。二者都是无从吹毛求疵的音乐,沁人心脾,百听不厌。尤其是《卑鄙》,我一边跑步一边听,听了一遍又一遍。允许我谈谈个人意见的话,我想说,《卑鄙》是最最适合在不慌不忙地跑步的早晨听的专辑。其中丝毫没有咄咄逼人和矫揉造作。节奏永远精准,旋律自然无比。我的意识被静静地拽进音乐之中,双腿配合着节奏有规律地向前踏出,向后蹬去。耳机流出的音乐里,不时会听到从背后传来“我要从你的左边过去啦”( On your left!)的吼声。于是,便有一辆比赛用的自行车发出啸声,从我的左侧飞驰而过。

长期练习带来的疲劳尚未消解,因而怎么也跑不出速度来。沿着清晨的查尔斯河,我依照自己的步调信步慢跑,却被大概是哈佛新生的女生们从背后一一赶超过去。她们大多娇小玲珑,苗条瘦削,身穿印有哈佛标志的深红色T恤,一头金发扎成马尾辫子,一面听着崭新的iPod,一面英姿飒爽地沿着道路向前直奔。人们无疑从中感觉到了某种攻击性和挑战性的东西。她们似乎习惯一个个地超越众人,不习惯被别人超越。她们一望便知是优秀的,是健康的,深具魅力,严肃认真,而且充满自信。她们的奔跑怎么看都不是适合长跑的跑法,而是典型的中距离跑。步幅很大,步伐矫健有力。一边赏玩周边的风景一边优哉游哉地跑步,恐怕与她们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
与之相比,我对败绩早已习以为常。这绝非自夸。人世间令我徒叹无奈的事情多如牛毛,使尽吃奶的力气都无法战胜的对手也不计其数。然而她们恐怕还不曾体验这样的苦痛,当然,不必非得现在就体验。瞅着她们那荡来晃去摇曳不已、似乎有些扬扬自得的马尾辫子,以及修长而好斗的双腿,我不着边际地思考着诸如此类的事儿,保持自己的步调,优哉游哉地跑在沿河的道路上。
我的人生中也曾有过这等辉煌的日子么?是呀,或许有过那么几天。但即便那时我也有一条长长的马尾辫子,恐怕也不曾像她们那般摇来荡去。当时我的脚肯定也不像她们那般坚强有力。这本是理所当然。任怎么说,她们可是名扬天下的哈佛大学的一年级学生啊!
眺望她们的奔跑姿态,不失为一件赏心乐事。你会朴素地感受到,世界就是这么实实在在地传承下去的。归根结底,这就是类似于传承交接的东西。所以,虽然被她们从背后赶上超过,也不会萌生出懊恼之情来。她们自有其步调,自有其时间性。我则有我的步调,我的时间性。这两者本是迥然相异的东西,我与她们相异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现在是十月初。穿着一件背心跑步,到底觉得冷。要穿长袖衫似乎又太早。距离纽约的赛事还有一个月,必须逐渐减少“里程”,将积累至今的疲劳渐次消除,用英语说叫 tapering期。从现在起,无论多跑多少距离,都于比赛无益了,反而会拖后腿。
回顾至此的跑步练习量,我似乎是以一种蛮不错的节奏,为比赛做好了准备。
6月260公里
7月310公里
8月350公里
9月300公里
练习量描绘出一个优美的金字塔形状。换算成每周的练习量,即为:六十公里→七十公里→八十公里→七十公里。十月里大概会以与六月相同的节奏——每周六十公里来完成练习。
崭新的美津浓跑鞋买好了。在剑桥的 City Sports里试穿了许多不同品牌的跑鞋,终于选中了跟现在练习时穿的鞋相同的美津浓。分量轻,脚踝处的软垫也稍硬一些,一如往常,是那种不屑去讨好顾客的脚感。这家厂商的鞋子正因为没有刻意添加任何噱头,才令我有一种自然的信赖之感。这当然只是我的感想,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从前,我曾有机会跟美津浓跑鞋的销售负责人交谈过,当时他很有些不平:“我们公司的鞋子外形朴素,不引人注目。虽然对于产品,我们很有自信,可就是看上去不讨人喜爱呀。”我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这种鞋子既没有新奇的噱头,又缺乏时尚感,也没有哗众取宠的广告词,因此对一般消费者来说不太有魅力。比诸汽车的话,可能跟日本的斯巴鲁汽车的形象颇为相近。然而它的鞋底能够准确而耿直地牢牢抓住路面。从经验来说,作为与我相伴跑过四十二公里行程的搭档,它无可挑剔。最近各家的跑鞋性能都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但凡到了一定价位,选购任何厂家的鞋其实都不会有太大差距。尽管如此,还是有感觉上的些微差异。而跑步者时时追求的,便正是这样一种微妙之处。
接下去,直至正式比赛,我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让两只脚慢慢地习惯这双新鞋。

……
也许每天看见许多的水,对人类具有重大意义。啊啊,或许有点夸大其词,但对我来说算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若是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水,我便有一种渐渐失去什么东西的心情。同酷爱音乐的人却因为某种缘故长期远离音乐,感觉多少有些相似。与我生于海边长于海边的事实,或许多少也有关系。
水面每天微妙地变化,改变颜色、波浪的形状和河水的流速季节则确确实实地改变着环拥河川的植物和动物。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云朵随兴所至,突然现身遂又逝去。河流沐浴着太阳的光辉,将那白色光影的去来忽而鲜明忽而暧昧地映在水面上。根据季节的不同,简直有如切换开关,风向会发生变化。而根据触感、气味和风向,我们能明确地感受到季节推移的刻度。在这样一种伴随着真实感的流移变幻之中,我认识到自己在自然这巨大的马赛克当中,只不过是一块微小的彩片;亦如河里的水,不过是流过桥下奔向大海的、可以置换的自然的一部分。
到了三月,坚固的雪终于融化,待到化雪后那令人生厌的泥泞也已干涸,人们脱去厚厚的外套,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查尔斯河畔(看河畔的樱花还为时尚早,在这座城市,樱花是五月里开花)。好啊,看来万事俱备了……”就这样,波士顿马拉松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