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可能做到八面玲珑,四方讨巧。”
在开店时代,也是依据同样的方针行事。许许多多客人到店里来。假如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说“这家店很好,我很中意,下次还要来”,就已经足够了。十个客人中只要有一个回头客,这家店就能维持下去。哪怕有九个人觉得不中意,也没太大关系。这么去思考便轻松多了。然而得让那“一个人”确确实实地、百分之百地中意。经营者必须拥有明确的姿态和哲学,作为自己的旗帜高高地举起,坚忍不拔地顶住狂风暴雨坚持下去。这是我从开店的亲身经历中学到的。
《寻羊冒险记》之后,我便以这样一种心态写小说。读者也随着作品陆续发表不断增多。最令人欣慰的是我的作品有了很多热心的读者,亦即说那“十分之一”的回头客扎扎实实在增加。他们(多为年轻读者)耐心地等待着我的下一部作品,一旦作品问世便捧卷阅读。这种体系渐渐得以形成。这对我来说是理想的(至少是令我非常舒畅的)情况。不必成为顶级跑者,能按心里想的样子写想写的东西,还能过着与众人一般的生活,我便没有任何不满。

于是,我们从长达七年的“开”的生活,急转直下改为“闭”的生活。我觉得,这样一种“开”的生活,曾经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存在过,是一件好事。现在想起来,我从中学到了太多重要的东西,这类似人生的综合教育期,是我真正的学校。然而这样的生活不能永远持续。学校这东西,是一个进入里边学习些什么,然后再走出去的地方。

跑步有好几个长处。首先是不需要伙伴或对手,也不需要特别的器具和装备,更不必特地赶赴某个特别的场所。只要有一双适合跑步的鞋,有一条马马虎虎的路,就可以在兴之所至时爱跑多久就跑多久。

而我下决心“对啦,写篇小说试试”,便是在这个瞬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晴朗的天空,刚刚恢复了绿色的草坪的触感,以及球棒发出的悦耳声响。在那一刻,有什么东西静静地从天空飘然落下,我明白无误地接住了它。

不过,刚刚成为职业小说家那会儿,我首先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保持身体健康。我本是那种放任不管便要长肉的体质,由于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体重才控制在稳定状态。过上了从早到晚伏案写作的生活,体力逐渐下降,体重则有所增加。因为需要高度集中精力,不知不觉香烟便抽过了头。那时候一天要抽十支烟,手指熏成了黄色,浑身上下都发散出烟味,怎么说对身体也不好。打算作为小说家度过今后漫长的人生,就必须找到个既能维持体力,又能将体重保持得恰到好处的方法。
正式开始每天跑步,记得是写完《寻羊冒险记》,又稍微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跟决意当一名职业小说家相差不远。跑步有好几个长处。首先是不需要伙伴或对手,也不需要特别的器具和装备,更不必特地赶赴某个特别的场所。只要有一双适合跑步的鞋,有一条马马虎虎的路,就可以在兴之所至时爱跑多久就跑多久。网球可不能这样,每次都得专程赶到网球场去,还得有个对手。游泳虽然一个人就能游,也得找个适宜的游泳池才行。我关店歇业之后,也是为了改变生活方式,便将家搬到了千叶县的习志野。那一带当时还是野草茂密的乡间,附近连一处像样的体育设施也没有,道路却是齐齐整整。因为自卫队的基地就在附近,为了方便车辆来去,道路建得很是完备。恰好我家附近有一个日本大学理工学部的操场,大清早那儿的四百米跑道可以自由地(或者说擅自地)使用。因此在众多体育项目中,我几乎亳不犹豫地(也许是别无他选)选择了跑步。
此外还戒了烟。每天都跑步,烟便自然而然地戒掉了。戒烟诚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你没法一边吸烟一边坚持跑步。“还想跑得更多”这个自然的想法,成了戒烟的重要动机,还成了克服脱瘾症状的有效手段。戒烟仿佛是跟从前的生活诀别的象征。
我对于长跑,原本就不觉得讨厌。……长距离的跑步和游泳与我的性情相符。我对此多少心知肚明,所以才能没什么不适应,将跑步当作生活的一部分,顺理成章地接受了。

自那以后,我一面经营着店铺,一面写出了第二部不算太长的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其间还穿插着写了几个短篇小说,甚至还翻译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获得了芥川奖的提名,二者都曾被说成夺奖热门,然而最终均未得奖。但老实说,我觉得无甚大碍。得了奖,必然又是采访又是约稿,没完没了,应接不暇,只怕影响店铺的生意——我对这一点更为担心。
经营店铺要记账,检查进货,调整员工的日程。自己也钻进吧台后面调制鸡尾酒、烹制菜肴。深更半夜店铺打烊后,再回到家里,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写稿子,一直写到昏昏欲睡。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三年。我觉得自己活过了相当于普通人两倍的人生。当然,每个日子肉体都辛苦难熬。而一面写小说一面经营服务业,形形色色的麻烦也前来凑热闹。服务业是一种无法挑选来客的行当。不管来的顾客是什么人,只要不是太糟糕的,都得笑脸相迎热情招呼:“欢迎光临!”出于这个缘故,我邂逅了千奇百怪的人物,也体验了难以想象的事情。在这样的生活中,我率真而积极地吸收了各色各样的东西。大体上说,我是本着向前看的态度,享受着新的人生和由此带来的新鲜刺激。
然而,渴望写出一部气势恢宏、内容坚实的小说,这种心情却越来越强烈。最初的两部小说《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基本是为了享受写作的愉悦而写的,至于质量,我自己也觉得留有太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采用如此零散的方式写作,即使能写出新颖有趣的东西,也写不出内容深刻意味幽远的小说。既然将当小说家的机会给了我(并非人人都会碰上这等好运气),我便想尽己所能,写一本自己也满意的小说,一本就行。萌生这样的欲望原是自然而然。我的确有这样的想法:“肯定能写出更大气的作品来!”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店铺暂且关门歇业,花上一段时间专心致志写小说。在那个时候,我开店的收入远远高于当小说家的收入,但只好狠下决心忍痛割爱了。

我可以具体说出下决心写小说的时刻,那是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下午一点半前后。那一天,在神宫球场的外场观众席上,我一个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观看棒球比赛。神宫球场距离我居住的公寓仅仅一步之遥,而我当时是个热情的养乐多燕子队支持者。天空中一丝云也没有,风儿暖洋洋的,是个无可挑剔的阳春佳日。那时候神宫球场外场上还没有设置座椅,只是一面斜坡,长着片绿草。我躺在草地上,啜饮着啤酒,不时仰面眺望天空,一边观看比赛。一如平日,观众不多。养乐多燕子队在主场迎战本赛季开幕战的对手—广岛鲤鱼队。记得养乐多燕子队的投手是安田。他是个五短身材、胖乎乎的投手,善投一手极难对付的变化球。安田第一局轻轻松松叫广岛的进攻无功而返。接着,在第一局的后半场,第一棒击球手、刚从美国来的年轻的外场手戴夫·希尔顿打出了一个左线安打。球棒准确地击中了快速球,清脆的声音响彻球场。希尔顿迅速跑过一垒,轻而易举地到达二垒。而我下决心“对啦,写篇小说试试”,便是在这个瞬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晴朗的天空,刚刚恢复了绿色的草坪的触感,以及球棒发出的悦耳声响。在那一刻,有什么东西静静地从天空飘然落下,我明白无误地接住了它。
我并没有野心要当个小说家。我只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小说,甚至连个具体的构思都没有,却觉得“现在,我大概能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回到家里,坐在书桌前—好,动手写啦!这时候才发现,我连一支正儿八经的钢笔都没有,于是去了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买回一沓稿纸和一支一千多日元的水手牌钢笔。一笔小小的投资。

跑步进入我的日常生活,是在很早以前,准确说来是一九八二年的秋天。那时候我三十三岁。
稍早于此,我在千驮谷车站附近经营一家类似爵士俱乐部的店。大学一毕业(因为打工太忙,有几个学分还没拿到手,该说仍然在学),立刻在国分寺车站的南口开了一家店,经营了三年左右,由于大楼改建,遂迁至市中心。店面算不上大,然而也不算太小。放了一架三角大钢琴,店里勉强可以容纳五重奏乐队演奏。白天供应咖啡,晚间改作酒吧。佐餐佐酒的菜肴也一应俱全,周末还安排现场演奏。这种店当时比较少见,客人顺利地增多，经营还算不错。
周围似乎有很多人预测,这种业余爱好般的买卖注定不会成功,不谙世故的我不会有经营才干,然而这预测落了空。老实说,连我都不觉得自己有经营才干,只是觉得一旦失败了便是穷途末路,才不顾一切拼命努力。勤勉耐劳、不惜体力,从前也罢现在也罢,都是我仅有的可取之处。倘若比作马匹,我恐怕不是专事比赛的赛马,更接近于从事杂役的驽马。我本是工薪阶层家庭出身的孩子,对做生意可谓知之甚少,不过太太却是商家出身,她身上那种类似悟性的东西帮了大忙。任凭我多么优秀,仅靠一介弩马,也注定一事无成。
工作很是艰苦。……也曾遭遇种种严峻的局面,也曾抱头苦思却痛无良策,也曾多少次饱尝失望的滋味,然而我废寝忘食地拼命工作,渐渐地收支趋向平衡,还雇上了帮工。在即将迎来三十岁的时候,好容易能喘口气了。……之前我一心考虑如何生存下去,如何将脸探出水面,几乎无暇分心旁骛。现在好歹算是爬过了人生中一段陡峭的台阶,来到一个稍稍开阔些的场所,心里也生出了自信:既然已经走到了这里,今后就算路途多舛,大概也能对付过去。做一做深呼吸,缓缓地环视四周,回顾走过来的路,对该采取的下一步进行思考。三十岁迫在眉睫,已然逼近不能再称为青年人的年龄。于是乎(连我自己也始料未及)我下了决心:写小说!

希望一人独处的念头，始终不变地存于心中。所以一天跑一个小、时，来确保只属于自己的沉默的时间，对我的精神健康来说，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功课。至少在跑步时不需要和任何人交谈，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需眺望周围的风光，凝视自己便可。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