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任职期间面临着与他信政府相同的两个问题。首先，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意见集中在了教父经济学的本质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殖民地香港早就远离英国殖民者展现给他们的自由市场的官方神话，这并不重要。只要大亨一当政，而且是在经济滑坡最严重的时候，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串通这一问题就被推到了公众争论的最前沿。那些占据立法委员会“功能选区”席位的大亨代表，尽他们的最大努力来表明大型建筑项目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最佳方案，但是那些选举出来的立法委员会委员越来越善于让人们注意到商务游说的自我服务的本质。董建华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的支配地位引起了该地区教父们的嫉妒和痛恨。与他们不同的是董建华自己并不是掌权后的财政大赢家,但是他的大亨好友们很快就因他偏爱某位教父而神经过敏、气愤不已。1999年，李泽楷获得了数码港经营特权，这导致了教父们史无前例的公开谴责。陈启宗、黄志祥、胡应湘都谴责了这种未公开竞标的行为。胡应湘是一个破产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亿万富翁，与陈启宗竞相诅咒民主是发展的敌人，他在2005年对《南华早报》抱怨说:“看看数码港和西九龙文化区项目，你就会知道只有大的公司才有资格在香港立足……商业环境在过去的几年一直非常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