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香港和新加坡是注定会成功的。它们只要比周边国家和地区效率稍微高一点，对资本稍微更具吸引力一点，就会繁荣兴旺。面积小是一种优点。然而，新加坡的统治阶级却并不总是这么认为。1963年，这个新独立的国家统治者坚持认为这个地方不能独立生存。他们加入了马来西亚联邦，但两年后就被踢了出来。总理李光耀在公众面前流下了眼泪。这段插曲可能为那些认为独立后的新加坡统治者从来都不了解商业和商人是如何运营的人提供了证据。如果他了解，他就应该意识到新加坡独立发展会更好。在李先生的领导下，新加坡实行了国家统制主义模式，即政府控制大部分重要的公司——李先生从来就不太喜欢私有企业。在这种发展形式下，任何方面完全失去效力都没有关系，因为新加坡的港口和银行还是比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更有效、更可靠。香港正好相反，追求自由市场模式发展——虽然事实上，它的服务业总是以卡特尔形式出现的——有私人港口和许多私人银行。……处在一个严重管理不善、腐败严重、政治变化不定的地区中的拥有战略意义的深水港口城市型地区和小国，它们的繁荣与官方的经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

在香港和新加坡，与银行服务业一起发展的还有房地产、购物和娱乐业。一直以来，外地客户促进了这里的高档住房市场一-现在香港的主要客户是内地的中国人，新加坡的客户一直是印尼人。无论是19世纪还是当今，香港或新加坡一直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大亨的安全避难所和可靠的投资场所。亚洲金融危机和印尼反华骚乱后，星期一早晨和星期五下午新加坡和雅加达两地之间的航班成了来回奔波的华裔印尼大亨的快车。……香港除了有自己的赛马场外，还有邻城澳门赌博和洗黑钱的场所。2005年，新加坡威权政府决定准许开放两所特大的赌场，许多人对此惊讶不已，但从历史的延续性的角度来说，这不值得惊讶。李光耀及其家族统治的独立后的新加坡，只有在不妨碍其城市型小国的商业运作时才会显出道德热情。因此，新加坡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情况:一方面是银行的保密制度和对卖淫的长期容忍，当然主要是为来访的商人服务;另一方面是对便后不冲厕所的人或在未穿衣服情况下不拉窗帘的人进行罚款。总理李显龙用反诘疑问句表示了对赌博立法的欢迎:“如果我们不改变，20年后我们将在哪里？”但是，事实上，新加坡的赌博业只是其保持一贯做法的最新篇章而已。

作为储存资本的地方，香港和新加坡一直以来都很重要，随着近几十年来现代金融服务的发展，它们的作用越来越大。通过商业特权从周边国家获利的外族大亨一直设法把资金放在境外，因为他们害怕可能有一天会成为政治变革的受害者，这当然很有道理。逃税的可能性和东南亚各司法管辖区的调拨定价导致大量资金需要境外避难所。香港和新加坡的银行保密业务，它们愿意给外国有股东代表的空壳公司提供银行账户，香港对私人公司设立公款账户不作要求，这些都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了完美且容易获得的庇护。例如,据说在马科斯时代，某些人的暴富促进了香港发展，仅仅因为马科斯家族及其密友可以当天来回香港汇丰银行。伊梅尔达•马科斯在这块殖民地上购买了大量的物品。

重要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分别是城市型的地区和小国，确切地说是“港口城市型的地区和国家”。自从沦为殖民地，它们就提供了无关税贸易（很少或根本不问对方在做什么买卖），还成了寄放钱财的地方（很少或根本不问这些钱财是从哪来的）。作为比较容易管理的城市型的地区和小国（有着目的相当明确的纯移民香港和新加坡玩弄着一个简单的经济把戏：他们从内地经济相对的低效能中套利。换句话说，生意主动找上门来，是因为他们干得比邻国好，主要是服务业。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天然深港，这是它们一直依赖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