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试验，那么，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经历者两场变法之后，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便基本定型。与自信圆滑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一种类型的天才，他们如同左右两极，处于历史经济变革的两端，后世变革无非如钟摆一般在两者之间摇荡，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在两千多年的国史上，双样式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其后，王安石和陈云做分别是农耕时代和工业化时代的典范执行者。

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第一，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徭薄赋”，三是“克己仁义”。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