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关钥 &nbsp;北京<br></p><p><br></p><blockquote> <p>坦白说，我是带着极大的好奇心打开这本书的。</p> <p>之前虽然清楚李鸿章出访欧洲的这段历史，但李鸿章具体在法国巴黎的经历，我却无从知晓。</p></blockquote><p><br></p><p>&nbsp; &nbsp; &nbsp; 1896年的中国，国内矛盾加剧，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因为就在前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在日本谈判期间，作为头等全权大臣的李鸿章遇刺，“左颊中弹，血染官服”。</p><p& ……[ 展开全部 ] gt;<br></p><p>&nbsp; &nbsp; &nbsp; 1896年是李鸿章外交生涯上重要的一年。在马关刚刚度过生死关口的第二年，李鸿章就以钦差头等大使的身份巡访欧洲诸国。第一站是俄国，第二站是德国，第三站就是法国。俄、德、法三国曾干涉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中国以白银3000万两将其“赎回”），此次巴黎之行是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策略下的“感恩之旅”。</p><p><br></p><p>&nbsp; &nbsp; &nbsp; 1896年在巴黎，这不是李鸿章第一次与法国打交道。早在26年前，李鸿章首涉外交、处理天津教案之时，就与法国结下渊源。那一次，法国困于普法战争，天津教案很快得到平息，李鸿章的外交取得第一次“胜利”。再后来就是1883年发生的中法战争，李鸿章伐谋伐交，法国最后请和。</p><p><br></p><p>&nbsp; &nbsp; &nbsp; 法国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法国大革命不仅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也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为此后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具有世界意义。梁启超说过这样一句话：“法国革命开出19世纪之欧罗巴，中东一役开出20世纪之亚细亚。”“中东一役”即甲午中日战争。法国革命改变了欧洲秩序，甲午战争翻转了亚洲格局。此时作为甲午战争战败国的使者，在巴黎——这座于1789年7月14日发生攻打巴士底狱武装起义、掀起法国大革命的城市，李鸿章到底耳闻目睹了哪些境况？</p><p><br></p><p>&nbsp; &nbsp; &nbsp; 我带着好奇打开了这本书，因为年代久远，文献资料少，许多事件、地点难以准确考证，作者在书中只用极少的笔墨介绍了李鸿章在巴黎经历的一些片段，焦点主要集中在巡访团携带的两只白母鸡、李鸿章逃遁的眼睛（透出力量和狡黠）、入住的“大饭店”、参加巴黎国庆阅兵仪式、在埃菲尔铁塔就餐、参加法国总统晚宴等。这本书大致拼凑出李鸿章1896年出访巴黎的行程，并提供了一些当时巴黎各报对李鸿章此行正反两方面的报道，还指出了巴黎古今社会环境的显著变化。</p><p><br></p><p>&nbsp; &nbsp; &nbsp; 此书以李鸿章在巴黎的行程为主线，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作者的行旅观察和思考。譬如，巴黎记者疑心李鸿章带来的白母鸡是他的护身宝，这一暴露生存本能的举动成为巴黎民众茶余饭后的谈资。作者边芹从中看到中西的文化差异，指出西方善于“精心设计和培养外在信号”，掩饰生存本能，中方则缺乏此类意识，自然要被西方视为虫豸。边芹大量运用象征、隐喻的手法抒发个人感受和见解，将中西方文化差异通过李鸿章访问的细节、巴黎报纸的报道揭露出来，可谓观察入微。</p><p><br></p><p>&nbsp; &nbsp; &nbsp; 不过，笔者在书中也看到边芹本人学者般“脆弱的神经”，整部书激扬着一种策划、阴谋的格调，弥漫着灰暗、抑郁的“阴霾”，将中西文化差异视为西方自始至终、自古及今的文化控制，这一点，笔者实在不能苟同。</p><p><br></p><p>&nbsp; &nbsp; &nbsp; 边芹视自己为“窥探历史之影的后来者”，笔者以为，后来者不能带着后来者的思维和成见去窥探历史。不可否认，近代以来，西方通过文化殖民主义，建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知识体系和舆论体系，经常以傲慢的态度和特有的偏见行使言论霸权对他国指手画脚。但是，如果将1896年巴黎媒体对李鸿章之行的报道进行一种阴谋式的剖析，难免有牵强附会的嫌疑。这不禁让笔者想起在李鸿章出访法国的一百年前中西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触——1792年英国正使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来自清政府眼中“蛮夷之地”的马戛尔尼被要求向皇帝下跪，马嘎尔尼对此深感屈辱，康有为后来嘲笑他说“人长着膝盖，天生是用来下跪的。至于西方人的不跪，是因为外邦蛮族，进化得不够，膝盖天生缺少一块能够弯曲的骨头”。这与巴黎媒体嘲笑李鸿章是“有着胡子的公山羊”，将他带来的白母鸡作为谈资，怀疑他的仆人是“奴隶”，调子和视角是不是“异曲同工”呢？</p><p><br></p><p>&nbsp; &nbsp; &nbsp;如今，走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亟需摆脱西方的“文化陷阱”，树立文化自信，争取自身话语权，重构中国文化图景。在这其中如何看待和应对西方文化的傲慢与偏见非常关键。作者在书中介绍法国征服马达加斯加时运用隐喻手法讲了一个“老虎、兔子的理论”，笔者也仿效此理论，提出我们对待西方文化偏见的态度。老虎强大，兔子弱小，对待外界的风吹草动所采取的态度就不同，有些许风吹草动，老虎自是岿然不动，兔子往往受到惊吓而四处逃窜。我们为什么会陷入西方“文化陷阱”？其中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即中国近百年历经两次巨大社会变革而丧失文化根基，没有根基的文化更容易被其他强势文化绑架、影响。</p><p><br></p><p>&nbsp; &nbsp; &nbsp;国家复兴之路上，关键是文化复兴，复兴不是倒退，而是在更新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前进。中西文化类型本不相同，着实存在沟壑与隔阂，这都将在全球化进程下得到解决。文化的特点也决定了文化接触、文化融合要经历对抗阶段，重点是我们应该树立文化自信，对文化差异持以“理解的同情”，而不是“紧张的对立”，理性看待文化偏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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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7月14日，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李鸿章一行人来到巴黎，受到了来自法兰西人民的热烈欢迎。这对于一个70多岁，且刚刚遭受签订《马关条约》磨难的老人来说，简直是一种莫大的欣慰。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且庞大的君主国，李鸿章又是当时较有势力的官僚，这次的到来可谓是兴师动众，光仆人就带了60人，这还不算代表团的35名官员。对于他的到来，国外媒体纷纷猜疑。李鸿章的造访，甚至令全欧洲的军火商欢呼雀跃，因为他可是远东最大的买主啊！当时欧洲的报纸也刊登出李鸿章远道而来的漫画，其中一幅画里李鸿章脚踩一堆堆的钱袋，“把你们最珍贵的商品卖给他！”这些都足以显示出欧洲对当时中国的贪婪。
74岁的李鸿章并非欧洲人想象中的亚洲小老头，亲看看到李鸿章本人的欧洲人纷纷被他的高大所震慑。李鸿章到欧洲来，是怀着一颗虔诚且谦虚的心来学习和求教的，这一点还是很令欧洲舆论所赞赏的，毕竟已年过古稀的他还在为了国家而奔波着。
中国的 ……[ 展开全部 ] 晚清史，无不充满着腐朽、黑暗、残酷和没落，这更是中华民族的一段屈辱史，无论是当时的满清皇族还是平民老百姓都活得没有尊严可言。就像是亨利•米肖在《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一书的序言中所写，“那是一个被围捕、宰割的中国，在被瓜分的威胁之下，再也无法恢复镇静。她龟缩一团，充满怀疑，带着那被彻底打乱的文明，再也无法以狡猾、以人多、以至此一直保持的无动于衷，来有效地面对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
李鸿章是晚晴历史上最无法绕过的一个人，其争论非常之多。“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多数人对他的评价无外乎一个词“卖国贼”。李鸿章一生中签订的条约有30多个，无论战败还是战胜，所签订的条约均是丧权辱国，对待战争也是极力的妥协，而另一方面，却残酷镇压着军民反侵略的爱国热情。
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四大名臣”。其影响范围非常广泛，关于李鸿章的作品不胜枚举，但又有无数的传记、年谱和回忆录等在谈到李鸿章时，无不对其遭遇表示同情。在当时清政府腐朽黑暗的皇权体制下，这并不仅仅只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哀。“惜英雄未造时势”，抱负未能实现。
大清帝国最黑暗、最动荡的生死存亡关键时期，任何想要竭尽全力在万难之中为大清国挣得微薄之力的臣子或百姓，所承担的莫不是“最难堪”之事。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大环境中，弱肉强食是最寻常之事，任何一个弱国的臣民都毫无平等可言。资本主义的温床上奔跑的那匹快马叫做“社会经济”，而温床之下尽是不断走向失衡的食物链，强盗横行在弱国甚至成了司空见惯之事。
“活着的人有活着的人的现实，死去的人有死去的人的历史，现实与历史的碰撞让人害怕。”当李鸿章走完人生历程，并且被史家和大清王朝一起写进历史时，他的形象也就成了一个误国者的形象，与慈禧太后联系在一起了。试问，如何能保证这个世界不与人们对它的叙述混淆在一起？
《文明的变迁：巴黎1986•寻找李鸿章》记述的正是这样两个人的旅行，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作者边芹通过对巴黎的走访，重走了李鸿章当年走过的路，她寻找的是地方正是每一个历史和人物交汇过的地点。在这里，文明的变迁像是隐在时间之墙上的斑痕，为注视者穿连起他们不愿意言说的逻辑。
从18世纪到19世纪，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的形象仿佛如过山车般跌完起伏，由仰视到平视再到蔑视甚至到最后的全盘否定。有人评价说，这一落差是与军舰的航程和大炮的射程相对应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印象的转折点，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对中国的最后一点蔑视也没有了，直至变成了全面的否定。这个地球是转动的，你自己不动，那就别怪人家飞速发展。
“闭关锁国”是近代中国走向急剧衰落的加速器。闭关自守，拒绝与世界文明相接触是这个曾经的古老大国所留给世人的印象。在一步步被打的过程中，中国也逐渐接受与承认了这些形容词，我们的祖先在不断地舔舐着这道人为切割的巨大伤口，他们似乎还无法跳脱这一固定的思维圈套。
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的李鸿章，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是矛盾综合体，有些多面性。虽然聪明无比，但又不识时务；尽管坚韧贤良，但又残酷冷漠；一方面开放鼎新，另一方面故步自封。其实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希望我们在评述历史人物时，都能从特定的时代背景出发，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立场等多个角度全面认识这个人。最忌讳的莫过于以偏概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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